“在金融市场上，我们在香港做生意，一切都是开放的、透明的，人们坚守诚信的原则交易，在上海则不然，你常常需要通过揣摩对方真实的想法来加以判断。”

　　上海美国商会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美国富国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行长本·肯尼诗6月26日在《展望2020——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进展评估报告》的发布会上如此评价上海与香港金融环境的差异，引发在场近百位中美金融界人士会心大笑。

　　这份由上海美国商会和独立第三方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发布的报告，对上海2020年成为亚洲首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可能性仍表示乐观。不过，一些一再出现的问题，如监管环境的欠透明、金融法律规则的缺失和对金融服务机构来说相当具有挑战的评审程序等，仍然困扰着报告所涉及的诸多国际银行家，报告认为，如果这些问题得以妥当解决，则会对上海2020年实现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大有帮助。

　　就在几天之后的陆家嘴论坛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也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演讲中循例表示期待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以“上海出租车经营规范，很少带着乘客绕路”为例称许上海，继而表示“大家不要笑，诚信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很关键，至关重要”。

　　和在上海经商的美国人一样，中国金融监管层也已意识到，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许多基础制度的突破将是关键。

　　上海优劣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道格拉斯·艾略特在报告中指出，伦敦和纽约无疑是当今全球领先的金融中心，也是唯独两个被多数观察家称为真正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

　　他认为，相对这两大金融中心而言，上海的优势在于中国巨大且仍在持续发展的市场、中央和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期货市场和股权市场的存在、“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条件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充沛活力。

　　艾略特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鉴于上海已经拥有规模庞大且还在不断增长的金融市场，此外加上运作正常的期货市场和城市活力等优势，上海成为主要金融中心几乎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事，而且上海也可能成为亚洲地区的主要金融中心。

　　但他也举出了上海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所面临的诸多障碍。他说，保守的监管、不透明且过于冗长的决策过程、全球市场在交易中不愿意采用中国的法律以及缺乏支持，这些因素都令现有的这些金融中心更具优势。艾略特在这份报告中指出，仅仅擅长一半或3/4的业务还不够，因为选择伦敦或纽约会相对容易。在这两个市场，所有问题都能得到有效解决。

　　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认为，目前还尚缺四个先决条件。首先，必须要建立一个定义清晰、调控严格的金融市场，并培养在这些市场内开发和提供金融产品的能力。其次，上海需要提升市场参与者，即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和竞争力。第三，上海金融市场的这些参与机构亟须贮备大量知识丰富、富有创新精神和精通业务的金融专业人才。最后，必须要建立能够促进前述三个问题发展的相应金融基础设施和监管标准，包括法律、调控、税收、信用、结算以及能够为活跃的金融活动提供支持的其他一些工具。

　　这份报告还附带记录了常驻中国的银行家所撰写的有关中国金融市场的评论。这些银行家和美国商会存在关联。

　　上述银行家对中国国内的产品开发和不透明的政府政策持批评态度，但他们认为，按照股票交易的价值计算，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四的这一成绩有助于上海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这些银行家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取得了这些成就，上海足以有资格为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奋斗。

　　艾略特说道：“如果未来许多年里，中国继续坚持为这项艰巨的任务而努力，上海则很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上海必须避免东京、法兰克福、巴黎和其他城市发展历程中导致这些城市与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目标失之交臂的失误。例如，东京过多地偏重于保留日本当时已设金融机构的优势，允许过多的政治干扰因素介入市场机制，并且未能照顾到世界其他地方在法律和语言方面的需求。”

　　肯尼诗的观点也呼应了艾略特的说法。“我并不认为我们将看到的是伦敦或纽约的翻版，我们会看到的是上海发展成为有自己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也是我们期待的。但是我们当然希望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能够符合国际金融市场的准则，并且让全球金融机构都参与进来。”

　　事实上，报告中指出，目前全球金融机构还难以参与上海金融市场，其中首要的问题是，不透明的政治决策过程和政治保护主义的存在。

　　报告认为，“仅有公认的成文法律是不够的，还必须以可预测和合理的方式实施这些法律条文。不仅仅商业法律应当得以妥当实施，在公司内任职的关键人员必须有一种生活在合理的法律之下的人身安全感，并且知道这些法律的实施不会受一些武断或腐败因素的干扰。”

　　而FT中文网财经板块主编徐瑾也撰文指出，在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开放、个人所得税等改革无法出现重大转机之下，上海与其押宝中央政府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政策放松，不如首先从营造一个对于金融业更为友善的生态开始，从有规则的市场监管者到有规则的出租车，都是软性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

　　以东京为鉴

　　不少美国银行家如今漫步在高楼林立的陆家嘴区，恍惚之间常常觉得此处与纽约曼哈顿以及伦敦金丝雀码头已无太大区别。

　　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11年年底，上海金融市场的交易总额已超过400万亿元人民币，在沪各类持牌的金融机构已经达到了1100家，而小陆家嘴区域去年平均每幢楼带来的税收超过6亿元。

　　上海正在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像纽约和伦敦那样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美国商会和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认为，东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上海的借鉴，因为它的经验至少告诉上海可以少走哪些弯路。《华尔街日报》James　T.　Areddy说，就像今天的上海一样，20世纪80年代的东京是当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最引人瞩目的焦点，并且也在努力获得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那时，东京的银行现金充盈，忙着把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外国的金融机构纷纷开始在东京设立地区总部，它们希望在东京获得偏好储蓄的当地人的存款，并且对东京未来全球投资者的地位打起了主意。

　　但是，在金融方面，东京从来没有实现人们对它的期待。艾略特认为，东京代表了一种城市，这些城市有望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但其政策、整体商业和政府机制却在阻碍它获得真正的全球性地位。比如，日本的监管机构和政界人士拒绝接纳西式金融产品，他们创造了主要针对国内市场的专门为日本定制的解决方案；金融活动受制于地方法律和语言，外国人常常对此感到困惑不解。

　　艾略特指出，一些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东京未能利用其优势的原因，而这些因素有很多在上海也同样存在。

　　2009年，中国政府宣布将上海打造成全球金融和航运中心的政策。对上海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支持，使其有机会重夺20世纪上半叶“世界之城”的桂冠。打造上海的战略已经吸引了一些全球最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进驻浦东新区，这些公司的业务涉及了股票、证券和大宗商品交易。

　　上海美国商会认为，在郭树清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以来的七个月里，中国对内幕交易进行了打击，外国机构投资者重新受到欢迎，这一切很可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艾略特说，金融领域更有利可图和更复杂的部分依靠的是信任和信心，而投资者认为这两个因素在中国的股市中根本不存在；相比2007年的峰值，中国股市的市值已经跌去了60%。

　　但除此之外，上海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失误。香港似乎正在推动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创新，而高盛也将其亚太区负责人派驻到了北京。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最近表示，上海在全球金融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将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直接相关，他同时指出，某些政策出台的时机有点晚。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