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船舶买卖引起的船舶权属

纠纷案件的裁判规则

谭学文 张  乐 黄耀新 申  晗[1]

[摘要]海事法院近年来审理了大量船舶权属纠纷案件，其中不少案件具有类型化、典型化的特点。船舶权属纠纷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本调研主要针对的是因船舶买卖引起的船舶权属纠纷。本调研从当事人、诉求请求的基本类型入手，准确界定案由，将船舶买卖交易中合同的成立、生效、价款支付、交付、登记等环节作为考察法律关系变动的关键时点，以进一步厘清审判思路、有的放矢，提高审判工作效率。同时，针对此类纠纷中船舶的多重买卖、无权处分、善意取得、所有权保留买卖等特殊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以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提高当事人诉讼预期，提高此类案件的裁判质量与效率。

[关键词]船舶买卖  船舶权属纠纷  交付  登记对抗主义

一、前言

船舶所有权，是指船舶所有人依法对其船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船舶所有权作为船舶物权制度的核心和纽结，船舶买卖、互易、赠与、建造、挂靠、共有、融资租赁、以船抵债等行为均可能引发船舶所有权变动，产生权属争议。其中，因船舶买卖引发的船舶所有权争议最为常见和多发，其处理规则对审理船舶互易、赠与、融资租赁等法律行为引起的船舶权属争议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关于船舶买卖的规定并不完善，法官在审理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时需广泛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及其司法解释，如何准确适用法律仍面临较大的困难。特别是2012年3月31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确立了针对船舶买卖的新的履行规则，对审理此类纠纷产生了深远影响。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物权法司法解释（一）》）关于登记对抗主义、善意取得等内容的规定亦适用于船舶买卖。本调研紧紧围绕船舶权属这一核心，通过分析引发权属变动的船舶买卖合同的成立、生效、价款支付、交付、登记等类型化交易环节，提炼出审理此类纠纷的基本要素，并针对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旨在进一步统一因船舶买卖引起的船舶权属纠纷案件的裁判尺度，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以较明确的诉讼预期指引当事人规范交易行为，建立合法、诚信、安全、高效、便捷的市场交易秩序。

二、案件概况及主要特点

（一）基本情况

因船舶买卖引起的船舶权属纠纷涉及两类主要的纠纷案型，即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和船舶权属纠纷。在全省法院综合业务系统内通过“模糊立案案由”方式检索这两个关键词，统计出2011-2015年10月，我院受理的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案件为73件，船舶权属纠纷一审案件为57件。基本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一：

 图二：

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和船舶权属纠纷占一审案件的比例

图三^[2]：

图四：

（二）主要特点

从调研组对审判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看，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和船舶权属纠纷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1．这两类案件虽然数量不多、占比不高，但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影响重大。近五年，我院审理的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和船舶权属纠纷案件分别为73件、57件，占一审案件的比例约为1%。73件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标的约为1.11亿元。船舶买卖作为航运经济的重要支撑点，对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影响较大。由于船舶权属纠纷案件不属于金钱给付类案件，无法计算其诉讼标的，但船舶的财产价值较高，其裁判结果事关船舶物权的归属，对当事人而言更是关系甚巨、利益攸关。

2．法律关系复杂，案件类型多样。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涉及合同是否成立、是否生效、出卖人违约、买受人违约、履行不能、不可抗力等情形，船舶权属纠纷涉及到船舶买卖、建造、挂靠、共有、一船二卖、无权处分、善意取得等问题。因船舶买卖引起的船舶权属纠纷更是融合了这两类案件的因子，法律关系更为复杂，法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同时，此类纠纷涉及共有人买卖、抵押人买卖、多重买卖、所有权保留买卖等多种系争案型，需要法官采取不同的处理规则。此外，由于当事人的争议焦点较多，当事人之间较难达成和解，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案件比重较大，导致调撤率不高。这无形增加了法官审理此类案件的难度。

3．产生纠纷的原因较为复杂。因船舶买卖引起的船舶权属纠纷的成因，总体而言都是由船舶买卖交易引起的，但具体分析起来又有多种情形，主要有：因合同履行产生的纠纷，如船舶转让后因一方反悔未办理变更登记的（2012广海法初505、912）、共有人转让共有份额后一方不履行过户手续（2007广海法初90）；因一船多买、无权处分产生的纠纷，如一方擅自出售船舶及设备引发财产分割（2010广海法初78、202、2009广海法初548）；船舶登记所有人与实际所有人不一致产生纠纷，如一方出资购船后因合作挂靠经营将船舶登记在另一方名下而产生纠纷（2004广海法初181、2012广海法初475）、为申请贷款而将船舶过户的假登记担保或让与担保纠纷（2011沪海法商初773号、2012沪高民四终字147号）；因船舶之上的附着利益纠纷，如返还柴油补贴款纠纷（2012广海法初504）、侵占渔用船舶燃油补助费纠纷（2008广海法初189）等等。

4．受立法及司法政策的影响较大。此类案件的审理易受船舶买卖和物权变动的立法、司法政策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裁判标准并不相同。例如，上世纪90年代，涉及“三无船舶”^[3]确权的案件较多，法院一般都承认了所有人对“三无船舶”的事实物权，而根据现行政策法院不宜对“三无船舶”的物权归属作出认定。1992年《海商法》第九条确立了船舶登记效力的基本规则，2007年《物权法》第二十四条对登记对抗主义的表述更加规范^[4]，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更进一步明确登记只是对抗要件，交付才是船舶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使得海事司法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议尘埃落定。再如，我国法律对抵押人在抵押期间未经抵押权人同意出卖抵押物的行为是否有效的认定并不统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担保法》、《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出现了反复。此时，法官在裁判时不能机械地运用法条，应结合相关立法、司法政策寻找依据。

（三）典型案件筛选情况说明

调研组深入研究了我院及其他法院审理的因船舶买卖引起的船舶权属纠纷案件，筛选了33件典型案件作为提炼审判要素的基础性资料。其中，我院案件24件，其他法院案件9件。^[5]33件案件中,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1件[华埠经济贸易公司与中国外运山东威海公司等船舶进口代理合同、废钢船买卖合同纠纷案，即（2000）交提字第3号]，涉及《中国海事审判精品案例》入选案例1件[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与大连海洋大学、大连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船舶权属纠纷案，即（2012）辽民三终字第94号]。受时间和能力的限制，调研组未能全面收集关于因船舶买卖引起的船舶权属纠纷的所有案件，但这33个案件已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涵盖了船舶买卖和船舶物权变动领域的大多数问题。针对调研中未发现但在未来审判实践中仍可能发生的一些法律问题，调研组予以综合考虑，以求统筹兼顾，使本课题的逻辑体系更为完备，涵盖范围更加广泛。

三、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案由认定不统一

从查阅的卷宗资料来看，与本调研有关的案件之案由主要有：请求确认船舶所有权（主要是“三无船舶”的案件）、船舶所有权纠纷、船舶权属纠纷、船舶买卖合同纠纷、非法船舶证书买卖纠纷[（2009）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82号]、船舶转让合同纠纷、船舶买卖与经营合同纠纷（2000广海法深初24）、合资购买船舶合同纠纷（2003广海法初306、421、422）、船舶所有权转让合同纠纷（2007广海法初90）、船舶燃油补助费纠纷、船舶共有纠纷、共有财产分割纠纷、因船舶买卖合同引起的不当得利纠纷（2012广海法初504）、船舶权属侵权纠纷（2013沪海法海初第29号）、船舶所有权确认纠纷（2009津海法商初第362号）等。这些案由可谓五花八门，反映出司法实践中法官对该类案件的定性不是很准确、很清晰。33件典型案例的结案案由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见，以“船舶权属纠纷”作为结案案由的案件比例较高，占55%，其次是“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占15%。这也反映了司法实践确定此类案件案由的通常做法。但是，究竟在何种情况下宜定性为“船舶权属纠纷”，在何种情况下宜定性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往往因人而异，随意性较大，缺乏统一的认定规则，不利于案件统计、数据分析和审判管理，也直接导致了本次调研在统计、分析数据方面的困难。

2.事实认定较困难

船舶买卖引起的船舶权属纠纷涉及船舶买卖交易及物权变动的一系列法律事实，法官在认定要件事实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困难，主要体现在：

（1）认定船舶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存在困难。《海商法》第九条第二款虽然规定船舶买卖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但实践中口头约定船舶买卖的情形依然存在。当事人所签订的书面合同往往很不规范，有的合同以“股份处理结算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船舶折价承包合同”等冠名，在涉及船舶挂靠、共有等情形时往往一人代数人签名，在缺乏船舶交接单、结算单、发票、银行汇款凭证等证据时，当事人是否达成船舶买卖或所有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并不明确。法官在查明意思表示是否达成的过程中，需要综合多个证据或已经形成的证据链进行认定。

（2）认定船舶买卖合同的效力存在困难。在该类案件审理中，法官认定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及交易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较为困难。在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场合，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通谋虚伪表示或者进行虚假诉讼仍应谨慎判断。实践中，法官们对一些法律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规定的结论不一，进而影响其对船舶买卖合同效力的判断。例如，《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违反此条，船舶买卖合同是否无效？司法实践对此存有分歧。

（3）认定船舶的交付形式存在困难。在通常情况下，船舶买卖的交付方式是现实交付，即现实地占有、管领和控制船舶，但依据《物权法》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条，交付的形式还有简易交付、指示交付和占有改定。法官在实践中往往忽略这些不常见的交付形式，尤其是占有改定这一形式，可能会对船舶是否交付作出误判。实践中，船舶买卖双方之间常签订《船舶交接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6]，就购买取得的船舶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应当提供船舶的交接文件。交付是否包括《船舶交接书》等形式的文件交付？实践中存有争议。

（4）认定船舶登记证书的证据效力存在困难。由于我国法律对船舶等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模式采登记对抗主义，登记并非强制性的，这使得船舶登记的公信力较低。在渔船等小型船舶买卖中，交易主体在船舶买卖后不办理变更登记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与登记所有权人相分离。在船舶挂靠还是船舶运营的重要方式的背景下，挂靠人与被挂靠人的共生现象使得船舶的事实物权与登记物权不一致成为可能，进而减弱了船舶登记证书的证据效力。当第三人拿着船舶登记证书主张其因信赖登记而构成善意时，法官如何认定证书的效力并作出裁决仍面临较大的困难。

3.法律适用不统一

（1）对船舶物权的变动模式认定不一。《海商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海商法》、《物权法》规定的船舶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为登记并无异议，但是登记是否为船舶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却存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船舶物权变动有时以交付为生效要件，特定情形下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第二种观点认为船舶物权变动自当事人订立物权变动合同生效时即发生效力，并不以交付或者登记为生效要件；第三种观点认为船舶的交付不能对抗所有权转移登记；第四种观点认为交付是包括船舶在内的一切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7]虽然《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及《物权法司法解释（一）》最终采纳了第四种观点，认为交付是船舶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争议较大，尤其是对《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条所确立的“交付优先于登记”规则更是备受争议。^[8]有人认为《海商法》第九条第一款中的“应当”二字表明登记才是船舶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海商法》是法律且是特别法，应优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适用。^[9]

（2）对船舶物权变动能否适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规则认识不一。《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允许当事人对船舶物权的变动适用“当事人另有约定”。而后通过的《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删除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即坚持物权变动的法定主义。《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条并未提及出卖人与买受人是否可以约定“交付”之外的形式作为船舶物权的变动要件，法官在实践中如何认定此类约定的效力缺乏统一标准。例如，在船舶的分期付款买卖或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与买受人约定自买受人付清全部价款时船舶所有权才转移，法院该如何认定此类约定的效力并进行裁判和说理？这一问题亟待统一意见。

（3）对《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的理解不一。《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该规定适用于船舶共有，船舶挂靠形成的共有关系能否适用？“应当”一词是指无权处分的共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还是仅指不发生船舶物权的变动效力仍存有疑问。实践中，就有判决认定船舶买卖合同无效。但这违反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10]的基本精神。《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严格区分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法律效力，对于船舶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有效，而只是处分行为效力待定，即船舶物权能否发生变动取决于其他共有人是否追认或出卖人事后取得处分权。

（4）对《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理解不一。关于抵押人在抵押期间出卖抵押船舶的效力，我国法律规定存在较大的差异。《民通意见》第115条规定：“抵押物如由抵押人自己占有并负责保管，在抵押期间，非经债权人同意，抵押人将同一抵押物转让他人，其行为无效。”《担保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立法发生如此变化，主要是立法者对抵押物流通的安全与效率价值取舍不一。审判实践中，法官对《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中的“不得”二字有着不同理解，有人认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的行为无效，也有人认为有效。为统一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两个《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1年《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并非针对抵押财产转让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仅以转让抵押房地产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不应予以支持。”2015年《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并非针对抵押财产转让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仅以转让抵押房地产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一般不予支持。”2015年纪要较2011年纪要而言，表述更加严谨，但“一般”二字意味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抵押财产转让合同是有效的。在实践中，一些法官未注意到这两个纪要所规定的精神，导致对抵押财产转让合同的效力作出错误认定。

（5）对挂靠人、被挂靠人签订船舶买卖合同、转让船舶所有权份额的效力认定不一。船舶挂靠现象广泛存在于沿海、内河水路运输中，挂靠人、被挂靠人签订船舶买卖合同或者转让所有权份额的现象较为普遍。司法实践对此类买卖或者转让行为的效力认定并不统一，而法律和司法解释又欠缺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对挂靠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即“人民法院在审理与船舶挂靠有关的合同纠纷时，应当严格依照现行船舶管理的法律规范确定法律关系，坚持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根据合同的签订主体和合同的履行等基本事实，准确认定合同当事人”。该指导意见确立了船舶挂靠在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中的不同处理规则：在合同纠纷中，坚持合同的相对性，谁签合同谁负责；在侵权纠纷中，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但该指导意见的精神能否适用于船舶买卖仍存有疑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民诉法解释》改变了《92年民诉法意见》第43条关于“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的强制性规定，将选择权赋予当事人。但《民诉法解释》为程序法规范，难以作为法官确定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依据。在挂靠人或被挂靠人以共有人的形式买卖船舶的情形下，认定船舶转让的物权效力变得更为复杂。例如，甲、乙二人共有一艘船舶，且甲将其份额挂靠到丙公司名下，甲又将船舶卖于丁，该行为是否发生所有权转移效力？这类案件涉及船舶挂靠、共有、买卖等多种法律关系，法官在查明法律关系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

（6）对多重买卖下船舶的所有权权属认定不一。由于《海商法》、《物权法》并未对船舶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作出明确规定，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法院裁判多尊重登记的公示效力，以“登记优先于交付”作为船舶多重买卖的履行顺序规则。2012年出台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条专门规定了船舶等特殊动产的多重买卖规则，使法官有了较为全面和清晰的裁判依据，这个问题才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有观点认为，海商法是特别法，《海商法》第三条规定的船舶应适用海商法，所以应对海船等采登记对抗主义，交付不能优先于登记。^[11]而《海商法》第三条规定以外的船舶（如内河船）适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条的规定。

（7）对无权处分规则的适用范围存有分歧。《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理论界与实务界曾对该条文的具体含义争持不下，对“处分”究竟是指处分行为还是负担行为理解不一。《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进一步明确了无权处分情形下买卖合同本身是完全有效的，只是标的物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12]但是，就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处分共有财产，是否属于无权处分，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很大争议。^[13]在船舶共有的情形下，部分共同共有人或者未达到2/3以上份额的按份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船舶的，是否构成无权处分、能否适用《合同法》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仍有不同意见。

（8）对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条件存有分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该条第一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但善意取得制度在船舶多重买卖下能否适用仍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船舶等特殊动产的善意占有应理解为“已经交付占有”，仅办理了船舶所有权登记而未实际受领交付的买受人因不满足善意取得制度的第三个要件而不构成善意取得。^[14]有观点则认为船舶等特殊动产的转让在需要进行转让登记的情形下，以登记的时间作为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标志，此时已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买受人可以主张善意取得。^[15]此时，如何理解“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和“不需要登记”又得回到《海商法》第九条和《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上来，即船舶物权的变动是交付生效还是登记生效。如果认定交付是船舶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将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因善意信赖登记的买受人不能取得船舶所有权，是否有悖诚实信用和交易安全？《海商法》第九条中的“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是否为《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仅从条文的字面含义来看，信赖登记的买受人似乎可以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主张其已完成登记而有权善意取得。但如果承认信赖登记的买受人可以善意取得船舶物权的话，《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条第四款将失去意义了。不过，最近实施的《物权法司法解释（一）》对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进一步明确“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是船舶等特殊动产适用善意取得的条件。因为善意取得制度旨在解决物权变动问题，故《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三）项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之含义，应解释为就物权变动发生物权效力而言依法应当登记；登记仅系特殊动产物权变动具备对抗力之要件，认其所有权可依交付发生善意取得当为合理。^[16]但是，亦不能完全否认登记对判断买受人是否构成善意的意义，其仍是参考因素之一。

（9）对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适用存在争议。在船舶买卖合同的履行中，出卖人往往以买受人未能付清价款为由拒绝交付船舶或拒绝为买受人办理船舶变更登记手续，此时出卖人依据的是合同履行中的哪类抗辩权，是同时履行抗辩权，还是先履行抗辩权？在我院审理的案件中，一般认为出卖人行使的是同时履行抗辩权，如（2013）广海法初字第484号案^[17]，或认定转让船舶所有权和支付价款是相互的义务，在合同没有约定支付船舶价款时间的情况下，买受人在受让船舶所有权的同时，依法应向出卖人支付价款^[18]。但也有观点认为支付价款与办理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有先后履行顺序，只有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后，出卖人才有义务协助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因此出卖人应以《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这背后的原因是法官对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为合同项下哪种类型的义务的理解有关。有人认为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为出卖人的主给付义务，有人认为是从给付义务，甚至有人认为是附随义务^[19]。严格说来，就船舶买卖合同而言，转移船舶所有权当为合同项下的主给付义务，因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是买受人的交易目的，将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是出卖人的另一项主要义务。^[20]而与转移所有权相关的交付船舶证书的义务应属于从给付义务。司法实践需要对出卖人所主张的抗辩权类型的认定统一意见。

（10）对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有争议。在一类案件中，出卖人在船舶买卖后一直未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买受人将其诉至法院，出卖人以买受人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有观点认为，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为买卖合同项下的主给付义务，既然为“给付”，就具备请求权性质，应当适用诉讼时效，该时效自出卖人交付船舶于买受人时起算，为两年，超过两年不予保护。相反意见认为，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是买受人的一项具有物权性质的权利，不应适用诉讼时效，不存在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审判实践中也亟待统一意见。

（11）对燃油补贴款的归属有争议。在渔船买卖合同纠纷中，当事人通常会在请求确认渔船所有权的同时提请将燃油补贴款划归其所有。燃油补贴款是我国为鼓励渔业生产的一项惠渔政策。财政部、农业部制定的《渔业成品油价格补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补助资金是指“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用于补助渔业生产者因成品油价格调整而增加的成品油消耗成本而设立的专项资金”。第四条规定：“补助对象，即渔业生产者，包括依法从事国内海洋捕捞、远洋渔业、内陆捕捞及水产养殖并使用机动渔船的渔民和渔业企业。辅助渔船不得作为补助对象。”关于燃油补贴款的归属，多数法院判决认定应归船舶所有人取得，如厦门海事法院的（2012）厦海法商初字第459号民事判决，存在当事人约定时约定优先，如福建高院的（2010）闽民终字第226号民事判决^[21]，也有判决认为应当归实际使用机动渔船的渔民和渔业企业取得，如我院（2012）广海法初字第414、500号民事判决^[22]。但是，也有裁判认为“审核、确定补贴款发放对象的资格是发放渔业成品油价格补助（即渔船柴油补贴款）的行政机关的职责”，因此“是否属柴油补贴款的适格发放对象，应由负责发放渔船柴油补贴款的行政机关审核认定，不属于民事诉讼的主管范围”。^[23]因此，司法实践对燃油补贴款的性质和归属仍存在较大的争议。

（12）对渔船转让是否包括船牌存在争议。在渔船买卖中，有买受人就渔船转让是否包括船牌发生争议起诉到法院。通常情况下，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事先并无关于渔船买卖是否包括船牌的明确约定，在合同履行中，出卖人主张该买卖并不包括船牌，而拒绝为买受人办理船舶登记过户手续。有观点认为，既然当事人之间没有明确约定该买卖包括船牌，买受人应自行承担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风险，就应当驳回买受人的诉讼请求。反对意见认为，在我国现行的渔业生产政策下，渔船船牌的重要性尤重于渔船本身，不承认渔船买卖包括船牌，既不符合渔船买卖的交易习惯，也对买受人非常不公，并将强化渔船的船证分离现象，不利于形成健康有序的渔业生产秩序，因此应当支持买受人的诉讼请求。可见，司法实际亟待对这个问题统一意见。

4.裁判文书不规范

（1）事实表述不清。部分裁判文书对船舶的原始状况、登记证书、他项权利状况、挂靠情况等缺乏说明，对船舶买卖的合同成立、生效、价款支付、交付、登记等交易环节表述不清，容易遗漏重要事实，导致裁判文书的本院查明部分的表述较为混乱。

（2）裁判说理不足。部分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略显薄弱，未围绕诉讼请求与抗辩事由进行逐项说理，对船舶买卖中的共有人买卖、无权处分、多重买卖等特定情形缺乏针对性说理，或者运用比较晦涩、当事人难以理解的法学理论进行过分说理，降低了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与公信力。

（3）援引法律依据不当。部分裁判文书在主文部分援引法律依据不全，例如一些船舶权属纠纷案件的裁判文书遗漏了《物权法》第三十三条^[24]这一重要条文；部分裁判文书仅援引了《合同法》，而没有援引《海商法》、《物权法》。这导致裁判的依据不是很完整，使裁判文书的质量打了折扣。

（二）原因分析

1.对船舶买卖的类型化交易环节缺乏认识

因船舶买卖引起的船舶权属纠纷中，船舶买卖是因，权属争议是果。此类案件的审理，必须深入探究引起船舶物权变动的原因要素，即涉及船舶买卖的一些要件事实。在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中，合同的成立、生效、价款支付、船舶的交付、登记等是船舶买卖的类型化交易环节。这些环节各有其不同的法律意义，是判断法律关系变动的重要时点。合同的成立意味着买卖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合同的生效表明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已具有法律效力；价款支付在分期付款、所有权保留买卖中意味着买受人已取得了物权期待权等中间型权利；交付使船舶在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完成了物权变动；登记使买受人对船舶的所有权取得了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实践中，部分法官对船舶买卖的类型化交易环节缺乏考察和认识，导致对引起法律关系变动的要件事实抓不住、理不清、看不透，不能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不利于审判工作质量与效率的提高。

2.审判方法不科学

此类案件因交织了船舶买卖与船舶权属两种法律关系，导致实践中一些法官的裁判方法不是很科学，先审什么，后审什么，应该注意什么，缺乏统一的规则。主要体现在：（1）对当事人类型缺乏研究。在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中，有出卖人、先买受人、次买受人、无权处分人、善意第三人等类型。在船舶权属纠纷中，有对船舶主张所有权的人和异议人，异议人中又有共有人、善意第三人、所有权保留买卖的出卖人等。（2）对船舶类型缺乏研究。此类纠纷涉及的船舶类型有《海商法》规定下的船舶（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但是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和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内河船、渔船、趸船等。（3）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缺乏梳理。此类纠纷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多种多样，有的仅请求确认船舶所有权归属，有的同时请求被告协助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或者返还柴油补贴款，有的通过主张船舶买卖合同无效来确认船舶所有权等。这些诉讼请求中，有的属于确认之诉的诉请，有的属于给付之诉的诉请，部分诉讼请求可能存在重叠或矛盾的地方，宜加以甄别和梳理。（4）审判思路不清晰。船舶买卖交易是此类纠纷产生的原因，抛开船舶买卖，孤立地审查船舶权属状况将难以查明案件事实、作出正确裁判。因此，审查船舶买卖合同的效力是审理案件的前提，如“一船二卖”后，后手的买受人没有行使撤销权，其合同是否继续有效；买卖合同标的物附着有第三人抵押权，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出售抵押船舶的，该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等问题。因此，较为科学的方法是先审查买卖合同的效力，再判断船舶所有权的归属。

3.部分海事法官欠缺民法思维与知识

因船舶买卖引起的船舶权属纠纷虽为海事法院受理和管辖的案件，但所适用的法律多为《合同法》、《物权法》等民事基本法律，在本质上更接近“民事案件”而非“海事海商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文件精神，在海事审判中，涉及如何适用民商事基本法律的，要从民商审判格局乃至整个法律体系的视角出发，保持法律的统一适用。^[25]因此，此类案件的审理需法官具备较深厚的民法知识，熟悉和掌握民商事司法实践中的裁判热点与共识，运用民法思维、法理进行充分阐释和说理，进而作出更加符合法律规定、更为当事人理解和接受的司法裁判。实践中，部分海事法官忽略了对民法理论与热点的学习，导致其思维与知识结构跟不上审判工作需要。例如，少数法官对《物权法》第九十七的规定不熟悉，对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在船舶买卖中的适用规则不掌握，对船舶所有权转移登记诉请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不清楚等等。此外，要正确审理船舶买卖中的无权处分、善意取得等特殊法律问题，法官没有一定的民法思维与知识作为支撑也是不可能的。

4.部分基础法律规定不明确

由于船舶买卖的具体规则在《海商法》中付之阙如，一些基础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增加了法官在解释和适用法律上的困难。例如，制约此类案件审理的关键问题是：我国法律对船舶等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究竟是采用何种立法模式：意思主义？登记要件主义抑或交付要件主义？《海商法》第九条一方面规定“应当登记”，另一方面又规定登记具有对抗效力，但对船舶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未作明确规定。《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仅规定登记是对抗要件，回避了船舶等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问题。由于这个问题一直缺乏法律层面上的明确规定，导致司法裁判尺度上的一系列问题。要最终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立法者在起草民法典的过程中对船舶等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作出明确规定，而不是仅仅规定对抗要件，从而进一步理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基础法律规定。

四、对策建议

（一）厘清审判思路

因船舶买卖引起的船舶权属纠纷案件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当事人争议较大，调解撤诉率低。正确审理此类案件，最为关键的是厘清审判思路，以科学的审判方法抓住审判要点，从而有效掌握庭审进程、提高庭审效率。

1.明确法院是否有权管辖

受诉法院在接到当事人的起诉状时，首先应审查本院对该案是否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六条第二款（七）项规定：“因海船的船舶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优先权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船舶所在地、船籍港所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六条第二款（七）项规定的船舶所在地指起诉时船舶的停泊地或者船舶被扣押地。”因此，因船舶买卖引起的船舶权属纠纷由起诉时船舶的停泊地、船舶被扣押地、船籍港所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26]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中不涉及船舶所有权的，如单纯的价款争议、合同履行等方面的纠纷，不应适用该规定，而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确定管辖法院。^[27]因船舶买卖引起的船舶权属纠纷属于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的案件，也不得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确定管辖法院。^[28]受诉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

2.固定诉讼请求

诉讼请求不固定、不明确是影响审判效率的首要因素。在该类案件中，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请求确认船舶所有权归原告所有，或请求确认原告为船舶的所有权人；请求确认原告对船舶享有一定百分比的份额（股份、产权）；请求确认原告对船舶拥有实际所有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将船舶所有权转让过户给原告，或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并承担相应的费用；请求确认船舶买卖合同有效并判令船舶归原告所有；请求确认转移船舶行为无效，返还非法占有船舶及赔偿损失；请求确认船舶转让行为无效并请确认原告对船舶享有一定百分比的份额，并赔偿船期损失；请求确认船舶归原告所有并解除与被告的挂靠关系；请求解除原告与被告的船舶买卖合同关系，收回船舶等等。这些诉讼请求通常涉及三种类型的权利：本权利、请求权和形成权，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诉：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针对本权利的归属发生争议，可以通过确认之诉来解决，例如请求确认船舶的所有权或所有权份额等；针对因本权利遭侵害而请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情形，可以通过给付之诉来解决，例如请求协助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请求返还燃油补贴款等；针对一方意图单方设立、变更或消灭法律关系的情形，可以通过形成之诉解决，例如分期付款买卖的出卖人行使解除权解除船舶买卖合同等。由于确认之诉、形成之诉具有一个天然的缺陷，即不具有强制执行性^[29]，在当事人诉讼能力较弱的情形下，易出现遗漏诉讼请求后再次起诉发生诉累的情形。例如，当事人仅提起确认船舶归其所有之诉，如其胜诉，法院的判决只能是确认船舶归其所有，但如其希望办理过户手续，则必须另外提起办理船舶登记手续之诉，该诉属于给付之诉。再如，分期付款买卖的出卖人仅请求解除买卖合同的（形成之诉），即使判决其胜诉，也缺乏执行力，其想要重新拿回船舶还得提起返还船舶的给付之诉。此时，法官应向当事人释明，引导当事人追加诉讼请求，避免当事人今后难以执行或者导致重复起诉。

3.准确界定案由

课题组通过调研发现，33个典型案件的结案案由主要是“船舶权属纠纷”和“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仅有两个案件的结案案由是“因船舶买卖合同引起的船舶权属纠纷”。法官在界定案由时，应当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诉讼争议的实质内容出发，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合理确定。首先，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出发，明确当事人所诉为何种类型之诉。如果当事人的诉请为给付之诉的诉请，例如对船舶权属本身无争议，只是针对移交船舶证书等船舶买卖合同履行中的问题，就宜将此案定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如果当事人的诉请为确认之诉的诉请，如实际所有人请求确认其对船舶的所有权、共有人请求确认其对船舶所享有的份额等，就宜将此案定为“船舶权属纠纷”。其次，明确当事人诉讼争议的实质内容。例如，当事人的诉请为请求确认船舶买卖合同有效，并主张船舶归其所有，或者是仅主张船舶买卖合同有效，对船舶所有权并不主张。在这类案件中，船舶买卖合同的效力是争议问题的中心，也是审判工作的重点。船舶买卖审清楚了，船舶所有权的归属就一目了然了。这类案件就宜定性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燃油补贴款的归属等与船舶权属相关的诉请，一般附着于当事人的主要诉请即确认船舶权属之下，一般将其列入“船舶权属纠纷”。值得研究的是，当燃油补贴款作为一项唯一诉请出现时，法官将如何确定此类案件的案由？我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将其认定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30]，因为燃油补贴款的归属在船舶买卖合同中有约定。调研组也倾向于将其认定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因为单纯的燃油补贴款的返还之诉，从诉的性质来看属于给付之诉，定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更为合理。最后，案由确定应当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2011年修订）的精神。根据该规定，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因船舶买卖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船舶权属纠纷是指有关船舶权利的确认归属的纠纷（船舶权利是指有关船舶的所有权、使用权、占有权、处分权、收益权及抵押权、留置权和优先权等）。^[31]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属于物权变动的原因关系，船舶权属纠纷则涉及物权权属变动的结果意义上的法律关系。法官应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查明该法律关系涉及的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还是物权变动的结果关系，以正确确定案由。因此，如果当事人是对船舶买卖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应该以船舶买卖合同纠纷确立案由；如果当事人是对船舶所有权的转让登记或者共有关系以及妨碍船舶所有权行使的情形提起诉讼，则应以船舶权属纠纷确立案由。^[32]法官在确定案由时应遵循上述规则。

4.明确当事人类型

在此类案件中，当事人的类型较为复杂。原告的主要类型有：船舶买卖交易中的买受人，包括先买受人、次买受人等；船舶的实际所有人；船舶挂靠人；船舶共有人；所有权保留买卖中的出卖人等等。被告的主要类型有：船舶买卖交易中的出卖人，包括多重买卖的出卖人等；船舶的登记所有人；船舶被挂靠人；无权处分人；船舶的其他共有人；所有权保留买卖的买受人等等。第三人的主要类型有：善意取得中的第三人；以船舶作为抵押物的抵押权人等等。

5.明确船舶类型与船舶状况

船舶类型也是审理该类案件一个重要的事实因素。船舶类型主要有：海船、内河船等。只有涉及《海商法》第三条规定的船舶的买卖，才能适用《海商法》规定。这一点应当注意，以防止在援引法律依据时出错。与船舶自身状况有关的事实状况还有：船舶权属证书；船舶国籍证书；船舶登记部门；船舶原所有权人、原所有权的取得方式、本身是否有抵押权、船舶挂靠情况、船舶是否为其他人占有等。

6.以类型化交易环节考察船舶权属变动

因船舶买卖引起的船舶权属纠纷，船舶买卖交易中的买卖合同的成立、生效、价款支付、船舶的交付、登记等环节是法院需要查明的要件法律事实。对这些事实的依次检索，可以规范有序地推行庭审进程，完整无缺地查明案件事实。对一个完整的船舶买卖交易而言，这五个要素好比医院体检单上的必检项目，是影响法律关系变动的重要时点。法官以此为依据可以绘制出自己审理此类案件的流程图，并根据案情的复杂程度加以删减增补，以快速把握案情脉络，提高阅卷、庭审和合议工作效率。以下是课题组绘制的较简易的审判流程图，仅供参考。